“我的恩师，也是当时的校长，虽不止一次对我讲，世乱可心不能乱，激流中才更要有宁折不屈的苇草精神。可我当时根本听不进去，只觉得，他已年迈，眼界陈腐。明明是伟大的人民革命？何来乱世激流。渐渐地，便也疏远他了。
“那年夏天，我从学校返家，路上撞见了他，只见他用麻绳在肩头一前一后，挂着两尊主席石膏像，怀里则抱着厚厚一摞学习文件。想来是应‘革委会’的要求，请两尊主席像，摆放在教员办公室的。鉴于他之前的危言耸听，我便只与他打了个招呼，没有多说。
“行至半路，我突然想到，他拿麻绳吊着主席像，难道不是寓意着要吊死伟大主席吗？这可是赤裸裸的反革命现行。他是我恩师，可如今，就是我亲生父母，也需要我大义灭亲。
“很快，老师以反革命罪被抓，戴了帽子，挨了批斗。可他生来文人傲气，死活都不愿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伴随着局势越发动荡，在许多人都被拉去批斗后，他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学校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和顽固分子。为了逼老师承认这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气急败坏的他们对我老师用了刑，这种刑便是‘贴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