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当指出的是，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在根本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他的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理论根据来自《易》、《尚书·洪范》、《管子》和孔子的有关言论。这些言论前人也曾征引过，杜佑的高明之处是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这是他继承前人而又超出前人的地方。杜佑以“食货为之首”的撰述思想，自然受到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的影响，是历代史家之历史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又是现实历史的必然产物，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反映。自“安史之乱”后，整顿经济和改善财政是人们关注的大事。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探索经济问题的学者相继于世。比杜佑略早或大体跟杜佑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珏等。[75]其间，一些经济改革活动的进行和经济思想的提出，都是当时现实历史的产物。“以食货为之首”所包含的丰富思想，正是一个卓越的史学家在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食货典》共12卷，依次叙述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以及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杜佑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家中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