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担心后世读者不能看出其中错误,甚至把它抬高到近于经书的地步;他为了“救世之谬”,而作《非国语》。“救世之谬”,也还是从理论上说的。他撰《非国语》的社会实践的目的,在他给友人的两封书信中讲得很真切、具体。一是《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一是《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柳宗元在前一封书信的一开始就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这是指出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缺少正确的治世之道的几种表现,最严重的当是“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一类的人了。接着他再次讲了他对《国语》的看法,最后表示:“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只要对世人有所启迪,他不担心因《非国语》之作而被加上种种罪名。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柳宗元产生了巨大的批判的勇气。在后一封书信里,他申述了自己的“以辅时及物为道”的志向,自永贞事件后这种志向已无法实现了,“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无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柳宗元是要通过著书来发挥他的“辅时及物之道”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他比喻《国语》的危害“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他撰《非国语》,是“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这两封书信,除了继续讲到作者撰《非国语》的理论上的原因外,着重讲了在社会实践方面的目的和作者的深沉的用心。《非国语》撰于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作者以“身编夷人,名列囚籍”的“罪人”的身份,仍然具有这样的思想和抱负,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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