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维时局蜩螗，必须群策群力，和衷共济，扶持而匡救之，方足以支将倾之大厦，挽既倒之狂澜。作霖前此到京，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外有华府之会议，内有交行之恐慌，而积欠京外各军队之饷项，并院部各衙门之薪俸，多至十余月，少亦数月不等，甚至囚粮亦不发放，京畿重地，军政法学各界，酿成此等奇荒，不但各国之所无，抑亦从来所未有。当此新旧年关，相继并至，人心惶骇，危险万分，谁秉国钧，孰执其咎？事实具在，可为痛心。作霖蒿目时艰，不忍坐视，故承钧座之意，随曹使而周旋，赞成组阁，以期挽救乎国家接济之交行，以冀维持夫市面。凡此为国为民之念，当在共闻共见之中。而对于梁君个人，对于交通银行，平日既无所谓异议，临时亦绝无丝毫成见。乃国事方在进行，而违言竟至纷起。夫以胶济铁路问题，关乎国家权利，筹款赎回，自是唯一无二之办法。若代表力争于华府，而梁阁退让于京师，天地不容，神人共怒，吴使并各督责其卖国，夫亦谁曰不宜，但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即加以严谴，梁阁尚有何辞？倘事属子虚，或系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不特有伤钧座之威德，且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况国务之有总理，为全国政令所从出，事烦责重，胜任必难，钧座特简贤能，当如何郑重枚卜？若进退之间，同于传舍，使海内人民，视堂堂揆席，一若无足轻重，则国事前途，何堪设想？今梁阁是否罢免，非作霖所敢妄议，继任者能否贤于梁阁，亦非作霖所能预知。假令继任产出之后，复有人焉，以莫须有之事出而吹求，又将何以处之？窃恐内阁永无完固成立之日，而国家将陷入无政府之地位，国运且以此告终，是直以爱国之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惨剧。试问与卖国之结果，其相去有何差别也？作霖受钧座恩遇垂二十年，始终拥护中央，不忍使神州陆沉之惨剧，由钧座而身经之。应请钧座将内阁总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其内容究竟如何，宜宣示国人，以安众心。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窃愿为国驱除，尽法惩治。如并无其事，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请明白宣示，以彰公道。至用人行政，钧座自有权衡，应如何以善其后？作霖不敢妄赞一词矣。抑作霖尤有进者：国家危弱，至斯已极，内阁关系郑重，早在洞鉴，伏愿钧座采纳卢督军主张有电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尤伏愿钧座，饬纪整纲，渊衷独断，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倘彰瘅不明，是非不辨，国民人心不死，爱国必有其人。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临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诸公爱国热诚，素所敬佩，敬祈俯赐明教，幸甚！